中国的银行间市场也应征收“类托宾税”，通过征税增加成本让热衷于炒钱的金融机构无利可图，推动银行间市场回归同业间“救急”的常规本色

是否需要开征“托宾税”?这个问题正在中国的金融圈中引发热议。大约40年前，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率先提出对金融交易征税，以遏制短期货币投机。此后，很少有政策制定者敢于提出这种想法，因为它通常不被社会认可。但本月，在2014年1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中，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撰文指出，深入研究“托宾税”、无息存款准备金、外汇交易手续费等价格调节手段，抑制短期投机套利资金流出入。不出所料，这引起了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官方少有的对“托宾税”的表态。

资本流动管理工具

“托宾税”是指对现货外汇交易课征全球统一的交易税，也称金融交易税。这一税种是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在1972年的普林斯顿大学演讲中首次提出的。该税种主要是为了缓解国际资金流动，尤其是短期投机性资金流动规模急剧膨胀造成的汇率不稳定。

易纲认为，发达国家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际上是开动机器印钞票。其中一部分用于购买中国商品，国内大量价廉物美的商品流向国外，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却留在国内，耗费的资源能源也记在中国头上。同时，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出现“双顺差”，外汇资金大量流入，银行、企业和居民都不愿持有外汇，就在市场上卖给中央银行，造成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储备虽能投资于海外资产，但因发达经济体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投资经营和保值增值难度越来越大。虽经努力，外汇储备投资经营获得了较好收益，但总体讲投资环境并不乐观。

这些问题反映出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基础还不十分牢固。特别是随着我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通过资本管制来缓解收支失衡的空间越来越窄，短期内虽仍有效，但长期实行，效果会减弱，影响正常的贸易和投资活动。

事实上，作为间接调控经济的一种手段，“托宾税”管理成本相对较低，能够平抑金融市场的汇率波动，多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证明，征收该税可以降低央行外汇冲销成本，并且能够控制外资流入的规模，基本实现了短期资本长期化的目标。

对于“托宾税”的具体征收方法，国外已有先例，如2009年10月，巴西对进入该国购买股票或固定收益债券的外资课以2%的金融操作税;2011年初，韩国开始对外国人购买国债和货币稳定债券的利息征收14%的预提税。苏格兰皇家银行汇率和利率策略师Rob Ryan当时对韩国采取的汇率管制措施给予的评价相当消极，“股票市场的多米诺反应以及资金流出韩国市场将是汇率竞相贬值的引爆点”。

欧盟委员会去年年初宣布，从2014年1月开始，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等11个国家对所有金融工具的买卖进行征税。按照欧盟的方案，对衍生品征收0.01%，对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货币市场工具、回购协议以及证券借贷交易征收0.1%的税率，这将确保金融业为公共收入有所贡献。0.01%和0.1%是欧盟规定的最低税率，参与的国家可以依照实际情况自行调高。

其实，自2008年起，就有多位业内学者对于中国开征“托宾税”提出过建议。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曾在2011年撰文指出：“应该全球一起收，否则不收税的市场和国家将面对巨大的资本流入压力。”

抑制短期投机套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应对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挑战，我国采取了一揽子综合性政策措施。其中关于“加强外汇管理”的政策备受关注。加强外汇管理，开展应对和打击“热钱”专项行动，启动跨境资金异常流入应急预案，强化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管理，加大对违规银行和企业的处罚力度。

在新的改革时期，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也在努力把握好资本账户开放与资本流动管理之间的平衡。

在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看来，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条件,未来可以先放开长期的资本流动,后放开短期的资本流动,先放开直接投资,再放开间接投资,先放开流入,后放开流出,抓紧推出商业信贷、债券类、股票类证券交易的相关改革,用5年的时间基本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同时，李礼辉认为，为了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建议采取一定的措施,如对短期资本流动征收托宾税等,防止跨境资本流动,特别是投机性的资本流动对中国金融市场可能带来的冲击,维护市场的稳定。

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遵义也认为,长期资本无论流入或者流出对输出国与输入国都有好处,也有利于保证汇率的稳定。短期资本却正好相反,不仅会导致汇率的频繁波动,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开放资本账户需要区分长期与短期资本,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征收托宾税,避免短期游资大量流入。“比如收1%资本流动税,在资本项目下进来的外汇换成人民币要收1%,换回去也收1%,一共2%,对于投资期在五年以上的长期资本,进出成本每年最多只增加0.4%,不会对长期资本造成影响。”

另一方面，业内多位专家认为，中国的银行间市场也应征收“类托宾税”，通过征税增加成本让热衷于炒钱的金融机构无利可图，推动银行间市场回归同业间“救急”的常规本色。其中最有效的应该是采用差别化税率的方式：对于那些银行间市场资产配置超过一定比例的机构，对其后续交易采用阶梯税率的方式，比例越高，税率越高，通过价格机制让其主动降低金融杠杆，从而降低中国金融市场整体的风险水平。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认为，在世界经济曲折复苏，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的大背景下，国际短期资本在各个市场兴风作浪、快进快出，无论新兴市场还是发达国家都不堪其扰。连一向对资本账户开放持积极态度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来也开始转变立场，支持各国审慎渐进的资本账户开放，赞同采取宏观审慎管理措施(MPMs)和资本管制措施(CFMs)影响或管理跨境资本流动。国际上，各种形式的托宾税已经从临时性的资本管制措施，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常规的宏观审慎管理安排。如智利、巴西、阿根廷等资本大量流入时引入的无息存款准备金制度(URR)和金融交易税(IOF或FTT)安排，并没有随着流入放缓而取消，甚至资本流出压力较大时也仅是将税率或准备金比例调为零。

在舆论对于加强监管还是放松监管争执不休时，国际社会正在以不同形式潜心研究如何实施“托宾税”，以发挥其“往金融市场飞快运转的轮子里撒把沙子”的功效。

关键词： 托宾税 另类监管